從“企業+員工”到“平臺+個人”，數字經濟時代，一個問題無法忽視，那就是在各類平臺經濟從業的“小哥”們的職業培訓、技能提升、未來職業發展，是純個人問題嗎?平臺有無責任?政府有關部門如何作為?

日前，因“副處長送外賣12小時僅送5單賺41元”登上熱搜的北京市人社局勞動關系處副處長王林和北京市人社局巡視員在節目中同美團代表交流時，美團代表透露，美團專送近1000萬的外賣員，與美團間屬于外包關系。

這引發社會熱議。美團外賣小哥，居然并非美團公司的員工?

一個問題隨之而來：在各類平臺從業的“小哥”們的職業培訓、技能提升、未來職業發展，是純個人問題嗎?平臺有無責任?政府有關部門如何作為?

穿了Ta的馬甲 不是Ta的人

10年前，上海市郵政分公司舉行業務練兵大賽，快遞小哥柴閃閃脫穎而出，他熟記全國2600多個地名、能快速畫出全國鐵路干線圖、背熟厚達五厘米的理論知識材料……如今他有多重身份：全國勞動模范、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青年五四獎章標兵等。

從一名普通郵件接發員，磨煉成新時代的技術工人，柴閃閃切身感受到職業技能提升對自己命運的改變。作為人大代表，他一直非常關注千千萬萬在平臺經濟就業的同行們的職業技能提升問題。

“大多數從事外賣、快遞行業的人學歷低，缺技術，到城市后以此作為一個過渡職業，掙第一桶金。”柴閃閃說，平臺用工非常靈活，但很多人都不會和平臺簽訂勞動合同，穩定性差，技能培訓更是奢談。

從事快遞行業10多年，今年的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的申通快遞有限公司員工關立平也坦言，身邊“小哥”和平臺不簽約的情況非常普遍。

據《勞動法》第六十八條規定：用人單位應當建立職業培訓制度，按照國家規定提取和使用職業培訓經費，根據本單位實際，有計劃地對勞動者進行職業培訓。從事技術工種的勞動者，上崗前必須經過培訓。

無論是美團這1000萬外賣騎手屬于外包關系，還是其他行業的平臺經濟從業者，平臺與個人，形成一種新型的勞資關系。那些穿著平臺配發的工服的小哥們，不少人其實從法律上來講并不是平臺員工。那平臺企業有無培訓“小哥”們的責任和義務?

在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副教授紀雯雯看來，零工經濟的分散性質和許多“小哥”們的非正式雇員身份，給勞資雙方帶來新的挑戰的同時，也留出空白地帶。而這些，為探討誰來負責培訓平臺經濟從業者，提供了空間。

平臺“技術紅利”應該再分配

國防大學政治學院副教授胡磊研究發現，當下平臺經濟普遍存在“去勞動關系化”現象，包括去勞動合同化用工、去雇主化就業、遮蔽事實勞動關系等。這樣一種勞資關系形成，經濟動因是平臺低成本靈活用工和網約工尋求自由、高收益二者的結合。

那平臺企業在用工上，是不是可以“不行就淘汰”，“一代新人換舊人”，不必承擔相應的提升勞動者職業技能的責任?

報告顯示，在2019 年外賣產業規模就突破了6500億元。而這背后，是數千萬外賣小哥在支撐。對平臺企業來講，這不單是技能提升的問題，更在于平臺賺了錢以后，是否是只分利不發展的問題。“這一波勞動者用完了，再用下一波新的勞動者，這不是一個企業可持續的用工方式。”在紀雯雯看來，平臺這么做，“說白了是獲取了利潤，沒有承擔自己相應的責任。”

她認為，就目前平臺經濟發展階段來看，平臺公司已獲取了技術紅利，但是并沒有讓技術紅利普惠到每一個平臺勞動者。如果說按貢獻參與分配，是我國目前重要的分配方式之一，那么平臺經濟“技術紅利”到了一個該再分配的階段。其中，通過系統培訓，提升平臺經濟勞動者的職業技能，就是題中之意。

而在柴閃閃看來，平臺企業至少在兩個方面有責任和義務培訓員工。“首先是專業技能的培訓和提升，另外是企業文化和服務水平的系統培訓。”柴閃閃說，由于激勵機制和管理機制的制約，外賣小哥、快遞小哥將大部分時間都投入到了工作中，而沒有額外精力和時間再去參與政府和社會舉辦的其他培訓活動，“這涉及小哥們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

平臺、個人和有關部門都應承擔培訓之責

宋增光是餓了么上海公司的培訓專員，他負責的對外賣騎手的培訓工作，就是柴閃閃提到的訴求。他負責餓了么整個上海地區的業務培訓。“主要是對新手進行職業技能培訓，涉及服務意識、配送技能、快速的工作融入，還有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安全培訓。”宋增光介紹說，外賣行業不只是簡單重復的配送工作，隨著自己專業水平的提升，一條職業升級的道路是暢通的：從騎手到配送站點隊長，再到負責一個城市配送業務的城市經理等。

“從業務需要的角度，平臺是樂于對騎手進行培訓，并選拔出優秀人才委以重任的。”

宋增光的觀點，得到了紀雯雯的認同。

關于對平臺經濟從業者培訓責任人的問題，紀雯雯說：“這涉及厘清一個關系，就是專業型的人力資本培訓還是通用型人力資本培訓。”她認為，如果是專業型人力資本培訓，企業責無旁貸，也是樂意為之的。比如外賣小哥，因為配送技能提升之后，提高了工作熟練程度和效率，對平臺本身是有益的。但通用型人力資本的培訓，對應就有成本收益的問題。“比如對快遞小哥進行計算機培訓，不僅快遞小哥他的收入會提高，此外綜合技能也提高了，他就有可能跳槽。這部分培訓讓平臺企業來承擔的話，那么企業就會有培訓后人力資本流失的風險：我培養的人力資本，他跳槽后企業的損失怎么算?”

這部分的培訓，則需要政府和社會有所作為。

早在2019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平臺經濟規范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就指出，加強對平臺從業人員的職業技能培訓，將其納入職業技能提升行動。

目前，以從事平臺經濟為代表的靈活就業群體已達2億人，他們多數是低學歷、技能水平較低的勞動者，如何提升這一群體的職業技能和水平，事關保持就業穩定、緩解結構性就業矛盾，以及經濟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

提升職業技能，“小哥”自身也是“責任人”。

“多人搭臺，無人唱戲。”柴閃閃感到痛心的是，近年來國家和社會針對平臺經濟從業人員，提供了不同類型的公益性的技能培訓機會，但很多外賣小哥、快遞小哥等為了賺取更多的錢，往往不愿意花時間參加。

關立平呼吁，無論是外賣小哥還是快遞小哥，都不要太短視，只為了眼前的經濟收益，而忽視了職業技能提升。“目光應該放長遠，對自己的職業發展要有規劃。”

蘭德華

關鍵詞： 平臺經濟 從業者 培訓 責任人